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徐贻聪:与拉美不是“近邻”,但可做“远亲”
现年80岁的徐贻聪依然清楚记得,1963年周恩来总理办公室的一个电话,让他在20出头的年纪加入了新中国的外交事业。
拉美曾帮助中国外交打开局面
澎湃新闻:拉美对于不少中国人来说是一个比较陌生的地区。相比于对中美、中欧之间一些大家耳熟能详的外交重大事件,我们似乎不大了解中国在拉美开拓外交关系的历程。在您看来,中拉关系70年经过了怎样的发展历程?对于中国外交来说,拉美为何重要?徐贻聪:我学习的是西班牙文,主要从事对拉美的外交。我国同拉美国家相隔很远,一个在东半球、北半球,一个在西半球、南半球,相互之间可以说了解得很少。然而,双方在历史上却很早就有了联系。有一些拉美学者甚至对我说,拉美与中国的交往是历史上最悠久的跨文明交流。
所以对于这样一个地区,我认为应该给予一定的关注,这并不是因为我从事的是这方面工作,而是因为从实际出发,拉美的重要性正在上升。
新中国成立70年来,我们和拉美的关系发展可以分为几个阶段。从1949年建国到1960年,中拉之间只有民间往来,我们还没有与任何拉美国家建立外交关系。这个时期双方主要还是在加深对对方的了解。
到了1959年,古巴发生革命(推翻亲美独裁统治的民族民主革命——编者注)。卡斯特罗(古巴前领导人菲德尔·卡斯特罗——编者注)执政后,中古两国建交。古巴因此成为西半球首个与中国建交的国家,中国在西半球的外交也由此打开了局面。这应当说是中国外交史上的一件重要事件。
进入70年代以后,中国迎来了一个与拉美国家建交的高潮。
从2012年以后,中国和拉美的关系进入了一个实质性合作不断增多的阶段,相互理解也进一步加深,这是一个非常难得的变化。
中拉之间距离太远,相互理解因此十分重要。1997年我到阿根廷的时候,还有人问我:中国人是不是梳小辫子、戴瓜皮帽?让我哭笑不得,但同时我也感到双方的了解太少,拉美人知道中国的事情太少太少。
后来我看到中拉关系如此的深入,觉得非常惊讶,因为时间并不长,十几年内双方的互相了解就发展到了高水平。从2012年开始,中拉关系发展得非常迅速,非常深入。
拉美对中国外交起到了什么样的作用呢?1980年代末对中国外交来说是一个不平常的时期。但是,离我们很远的拉美却为我国那个时期的外交打开了局面、提供了空间。中国国家主席(当时)第一次出访拉美就是在那个时期,当时拉美一下子有三个国家欢迎我们的国家主席过去访问。这一点应该记住。
1963年,我还没(从大学)毕业,周恩来总理办公室的一个电话让我离开了北外。原本北外希望我留在学校里当老师,但是总理办公室的电话让我两天后直接到外交部报到。可以这么说,我加入外交事业最开始并不是因为自己的选择,而是根据国家的需要。当然这对我来说是一个机遇,是一个非常值得庆幸的开端。
离开外语学院以后,第一个工作单位是古巴驻中国大使馆。古巴在革命成功后与中国建交,很快就在中国开设了使馆,因此需要西班牙语翻译。从此,我就由古巴开始,参与到了中国对拉美的外交中来。
在后来的几十年当中,我常驻了六个拉美国家,加起来有20多年。
澎湃新闻:在您的驻外生涯中,古巴留下了重要一笔。在您开始外交生涯的时候,中古关系在卡斯特罗领导的革命成功之后迅速发展。卡斯特罗和他领导的古巴给您留下了怎样的印象?徐贻聪:我在1963年进入古巴驻华使馆做翻译,但很久以后才有了去古巴的机会。不过对于卡斯特罗,我知道得比较早。自从开始学习西班牙语,我就一直留心西班牙语国家的事情,其中包括古巴。古巴当时在搞武装斗争和革命运动。我们作为西班牙语专业的学生,经常关注涉及古巴的报道。因为卡斯特罗一直在与独裁斗争,他那个大胡子的个人形象又让人印象深刻,我们一开始就对他有一些好感。在1963年我开始为古巴驻华大使做翻译以后,有很多机会接触古巴人,古巴人讲了很多卡斯特罗的为人。尽管在冷战时期中古之间也发生过一些龃龉,而卡斯特罗与此也有一点关系,但从总体上来说,两国的关系良好。
到了1993年,我终于有机会到古巴工作。这次在古巴呆了两年多,在那段时期,中古关系开始改善,两国对对方都比较关注。这就给了我很多开展工作的机会。
在这两年多的时间里,我与卡斯特罗有过很多次单独交往。他给人的印象很随和。有时候他就直接打个电话过来,问我“能不能到你那儿去吃饭”,然后就来了。吃饭的时候他也很随便,东西掉到桌上了,他就随手捡起来继续吃。碰到什么不懂的,比如说做菜,他会直接问你。在饭桌上我们什么都谈,不管是国际关系、国内的事情还是饮食文化等。我感觉到和他比较谈得来,因为他谈话时总是实事求是,也不会和你胡吹乱侃。后来我离任了十多年以后,他还会派人来问起我,所以我觉得这个人有情有义。
徐贻聪与古巴前领导人卡斯特罗 受访者 供图
美国封锁古巴已经50多年了。联合国每年都通过反对美国制裁古巴的决议,虽然这对美国起不到什么作用,但也表明了古巴人得到了国际上广泛的支持。在一段时间内,古巴面临的来自美国的高压不会改变,古巴追求独立自主的意识也不会改变。
徐贻聪与古巴前领导人卡斯特罗 受访者 供图
古巴很关注中国改革开放经验
我在古巴的时候,看到古巴很多的行业都是有外国资本参与的。这个国家本身资源不多,很多东西需要外国进口,需要外国投资。古巴的旅游条件好,岛上的海滩非常漂亮,这些旅游景区的配套设施建设基本上都是靠外国资本。一些欧洲国家和临近的拉美、加勒比国家,都在古巴有投资。另外我上个世纪90年代初期在古巴,有五个国家自己承担风险在古巴勘探石油,古巴政府为此下放了很多权力。这也是一种开放。
古巴共产党从前几届党代会开始,所有的政治局委员都来过中国,因为古巴对中国的建设经验很关注,虽然目前他们和我们对一些问题的理解不一样。在上个世纪90年代初,古巴把我们所有的关于改革开放的文件都翻译成了西班牙文,出版了两部厚厚的中国改革开放文件集,发到各个省部级以上的干部手中。这表明了他们对中国经验的一种渴望。这些经验的学习,对古巴国内的建设也产生了积极影响。
最近的修改宪法是古巴正在做的一件大事。这次修改宪法幅度比较大,修改所涉及的方面也很多。我觉得,这些东西体现了古巴人在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上实事求是的思想。
澎湃新闻:除了古巴,您也在阿根廷常驻过。去年和今年阿根廷国内出现了一些金融动荡,引发了舆论关注。阿根廷是一个自然资源禀赋十分出众的国家,早期的欧洲移民也向阿根廷带去了不少技术和知识,那为何它目前在现代化道路上碰到了种种挫折?您的观察是什么?徐贻聪:我搞了一辈子的拉美工作,前前后后在六个国家工作过,对拉美国家的大体情况有一点了解。但是,我要坦率地说,我们的深入研究还不够,包括对阿根廷的情况。
我在阿根廷呆了三年多,去了所有省份。我的印象是这个国家的资源太充裕了。我认为阿根廷这个国家需要解决的是这么几个问题:财富、福利和发展。
阿根廷太“富”了,(导致)依赖性太强。阿根廷人自己都说,“上帝分配财富的时候,周围的人抱怨上帝对阿根廷的照顾太多。上帝因此提出了一个‘补救’的办法,什么办法呢?就是给阿根廷一批懒人。”这是阿根廷人自己(开玩笑)说的。也就是说,阿根廷对(资源)财富的依赖性太大。有那么多财富,有很强的依赖性,必然影响它的发展。
阿根廷人需要探讨的,是如何面对如此丰富的自然资源,怎么样能够不要“躺”在这些财富上,而是把它们充分地利用起来,甚至于先过一些苦日子,发展起来,才能有更光明的前途和更高层次的生活。在现阶段,不能把福利问题与发展问题很好地结合起来的话,那会有很多问题的。
中拉民间交往比重越来越大
责任编辑/康巳鋆 顾心阳
图文编辑/康巳鋆
来源:澎湃新闻,2019-09-30